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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留地

七律.从教三十五年感赋     三十五年是与非,半生心血李桃肥。 舌耕寒暑腰何折,笔写春秋发更稀。 雕琢从来高境界,栽培无处不芳菲。 一腔壮志今犹甚,喜看杏坛雏燕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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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06月26日《湖口报》发表散文《父亲戒烟》

 

f父亲戒烟
余春明
  父亲年轻时并不抽烟,他的抽烟缘起于大弟的夭折。大弟小我十岁,1965年出生。那时候家庭经济条件不好,加上我和大妹,父母共生育了我们兄妹三人。农村家庭都一样,即使生活艰难,但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在人们心中扎根很深。子女多——特别是儿子多,再苦也没有怨言。父亲就是如此,大弟的出生,让家庭增添了不少的乐趣。
  大弟活泼可爱,外貌极像父亲,父亲疼爱有加,取乳名为“钻头”。记得大弟二三岁时,大热天曾经光着身子爬到灶台上的“耳锅”(小锅)里,坐在里面洗澡。幸好灶膛里没火,水是凉的,不然要出大事;而大弟的调皮也因此在村里出了名。父亲也许是要为大弟酝酿个好名字吧,致使大弟二岁多都没有大名,这恐怕是父亲终生的一大遗憾。大弟也就是在两岁多点(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)生了重病,连续几天高烧不止,并且出现抽搐现象。当时大队有个医疗所,父亲送大弟在那里治了一天,医生中西医兼治,但对大弟的病情无能为力,建议转院。父亲和母亲赶紧将大弟送往公社医院。那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,知识分子上山下乡,公社医院有位省某医院的儿科女专家。按说大弟算幸运,专家很快诊断为乙型脑炎,这种病在当时很危险。然而医院里缺乏专治此病的“羚羊角注射液”,临时去外地买,病情危急,时间不允许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专家束手无策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弟痛苦地离去。没有什么比父母亲眼目睹子女的夭折更痛苦的了,当时父母就是一边痛哭流泪,一边替换着抱着大弟的遗体摸黑步行十多里山路回家的,那时我刚读初一。父亲把大弟埋在村前山坡的菜园边,还用砖块堆了坟头,为的是天天能看到他。家乡的风俗,夭折的婴孩不叫埋而叫“秧”。秧者,种也。大概是种下种子,早日超生吧。
  大弟的夭折对父亲的打击可以说是近乎致命的,但是上有老下有小,沉重的家庭责任感让他坚强地挺了过来。在万分痛苦之中父亲尝试着从母亲那里拿烟抽,让烟草的熏炙来麻痹自己的神经。于是父亲成了“瘾君子”,烟瘾特别大,甚至超过了从小就抽烟的母亲。那年,父亲接近四十岁。后来,虽然没过多久,母亲生下了小弟,父亲的丧子之痛也因时间的过去而逐渐淡化,但他的烟瘾却没有丝毫的减轻。
  父亲的烟瘾在村里颇有名气。那时候,烟的品种不多,稍高档的是三毛多的“飞马”、“大前门”,中档的是二毛二的“欢腾”和一毛七的“爱民”,这些父亲都不抽。一方面是“飞马”、“大前门”要凭票供应,一般人买不到;更主要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。他只抽低挡的八分半能买到的“经济”和一毛三的“海鸟”。别人一天抽一包,他一天抽两包;别人一个小时抽一支,他十几分钟抽一支。那时的烟没有过滤嘴,他就把剩下的烟屁股插在母亲的旱烟筒里继续抽完。除了吃饭、睡觉,走路也好,做事也罢,总会见他嘴巴叼着烟。看到他吞云吐雾、津津有味的样子,有时我真想也试试。但是父亲严厉制止我抽烟,哪怕是正月拜年抽着玩,他也不允许。后来父亲在大队采石矿做采购员,要推销砂石,跟货主打交道,见面一支烟,套套近乎,表示客气,是断然少不了的,然而烟太低档拿不出手。父亲专门准备了好点的烟请别人抽,自己抽孬的。于是父亲一只口袋装好烟,一只口袋装孬烟成了同事们打趣他的笑柄。
  父亲无节制地抽烟自然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。在六十岁那年,他终于病倒了。起初是因为胆结石,痛得死去活来,送到县医院做手术。医生打开腹腔发现胰腺严重炎症,怀疑是胰腺癌。切掉胆囊,住了二十几天院。谁知只过了半年多,旧病复发,倒不是胰腺癌,而是胆总管里的泥沙型结石流进了肝管内,痛得受不了,只得重开一刀。两次大手术让父亲的身体每况日下,医生叮嘱他再也不能抽烟了。父亲还真的戒了下来,而且一戒就是二十多年。直到今年八十三岁去世,父亲再也没有抽过一口烟。逢年过节,亲戚和老朋友来看他,他口袋里也会装着烟,但他只请别人抽,自己从不抽。常听人说烟瘾难戒,有人甚至说“让我一天不吃饭可以,一天不抽烟就要了我的命”,可见父亲的毅力非同一般。
  如今父亲“走”了,在我的记忆中他抽烟的样子还保留着。有时,看到别的老人抽
烟时,眼前就会浮现出父亲的身影来,是那样的清晰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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